我最初被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（以下略称《龙》）“钩住”，是它的“龙爪”：1960年读陈延杰的《诗品注》，第一注就是“《文心雕龙》曰：‘春秋代序，阴阳惨舒。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。’”其时我上哈尔滨师院中文系二年级，尚不知其为何等书，但这诗般的注引文字一下钩住了我，从此谫陋不自量，开始读，不，是“啃”这部难懂的文学理论大书。这一钩、一“啃”就是40年。
最先受益是因“龙”得师。既见“龙爪”就想一睹全《龙》。从学院图书馆借来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，书好注也好，爱不释手，又买不到，便不想还了，只好不断续借。这得和借阅部的人缠磨，于是认识了那里的傅老师，又由她拜识了她的先生、历史系著名教授苏渊雷师。那是一个春日，我偶然走过她家窗前被她叫进房里，并介绍给苏师：“这就是我常提起的爱读《文心雕龙》的学生。”早在上大学前，我在书店里拜读《元白诗选》（署名“苏仲翔”）时就十分仰慕苏师，后来听说他已从上海调来我院，很想谋面而未曾得缘。这日因《龙》而得瞻先生风采，着实给我不小的惊喜。
谈话中苏师教我读《龙》要不畏“蜀道”，要得其精髓，要以专带博。他不时背诵引用此书和相关古籍（如汉代大赋）的片段，其声抑扬顿挫，其貌神采飞扬，其精熟令我自愧、汗颜。一位历史学教授的文学功底如此深厚，我惊异、钦佩之余自当加鞭奋蹄了。
此后不久我当了教师，因受政治运动冲击，难通音问；苏师又于“文革”后南归，因此那个春日的短暂的聆教就成了唯一的一次。但先生的为学风范至今不泯，每当我啃《龙》维艰时，那谆谆教诲，那朗朗诵书声犹在耳畔，我依然如坐春风，不断增添攀登“蜀道”的信心和力量。
1963年，我在古旧书店买到杨明照先生的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，虽不是范注本，但在我也如获至宝——想不到这却使我因《龙》得祸。“文革”时我住集体宿舍，一天，晾晒床下发霉的书，拆下自己包上去的牛皮纸，书皮（给书包书皮是我启蒙时就有的习惯，包括借的书）。晾后错将写有《毛泽东选集》字样的书皮包在杨注本上。后来被同寝室的人告发，诬我反对毛泽东思想。由此一端，不难罗织其余，于是书被抄、人强劳。在校读书时因《龙》而被目为“白专”，工作后又升级为“现行”；啃《龙》落得这等下场，我却不悔。平反时我第一个索回的就是那本杨校《龙》。书被造反派“查”得破碎不堪，一直想得到范注本的我更加心切了。
1998年参加全国《文心雕龙》学会年会并宣读论文，得以结识、就教海内外诸多贤达，又一次因《龙》得师。会后承蒙与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先生如约寄《龙》给我，渴求40年的范注本终于捧在我的手上。我旧习不改，用刘先生寄书用的牛皮纸又给《龙》包上了书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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